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三团十七连荒友天地

这片天地连着莲花泡子和七虎林河......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知青忆:三分钱注销北京户口 返城不止花三千  

2015-01-02 19:10:3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
知青忆:三分钱注销北京户口 返城不止花三千

文章来源:新世纪周刊

核心提示:当年花了三分钱轻易注销的户口,在办回的过程中,远不止花了三千块钱。

点击进入下一页

本文摘自:《新世纪周刊》2008年第33期,作者:叶迪,原题:《1985北京 返城》

当年花了三分钱轻易注销的户口,在办回的过程中,远不止花了三千块钱。

1985年4月,我和我妈妈一起获得了北京市户口。当时我5个多月,我妈妈36岁。

户口是落在我爷爷家的。在那本暗红封皮的小本子上,以一种长手长脚类乎仿宋的钢笔字体,一式列着我爷爷奶奶、我二叔和四叔的姓名及各项情况。我大姑和三叔那时候都结婚了,已经从爷爷家搬出去独过;而我爸爸的名字,却需要再往后翻才能看到:虽然他是家里的长子,但他的户口是四年前才迁回北京的。和我妈妈一样,他也是68年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。

然后才是我妈妈。当年扎着两个小辫的中学生,去派出所注销户口的时候,她绝对不可能想到,这一个注销的北京户口,要等到17年后才让她争取回来;更令她无法想像的是,她当年花了三分钱轻易注销的户口,在办回的过程中,远不止花了她三千块钱,还有无法以货币衡量的代价。

其实对于当时经过多年努力、已经不抱希望的父母来说,它的降临更像是一种奇迹般的馈赠。但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,我,这个当时正在占用着大姨大姨夫的户口奶,并且将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,会一直占用爷爷奶奶的粮票的婴孩,突然也得到了一个北京户口。这让我们全家,在之后的好几天里,都处于一种恍惚的狂喜状态。

两地分居

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妈妈都觉得一个北京户口没什么要紧的。

这也许是因为她与别人不同:父母早逝,不可能有顶职调回的机会;家庭出身不好,也没有考大学的机会,虽然她原来还算是女一中的高才生。知青通常调动回城的几种途径,她一条都靠不上。

不过大姨不肯放弃,她是妈妈唯一的亲人。她每年去给村领导送礼——盐渍过的猪肉,用的是自己一家省下的肉票。在当时的大同农村,肉是最能让人领略好处的奢侈品。

但是,大姨千里迢迢从北京送去山西的猪肉,也没能铺就妈妈的回城之路,使妈妈的生命轨迹发生变化的,倒是自己的一口普通话。她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她成了大队的播音员,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的广播被县长赏识,从而得以进入县城的工厂工作。

相对于大姨的急切,妈妈对于自己能不能回北京,反倒比较无所谓。她那时候已打算留在山西,跟爸爸结婚。他们都是北京知青,同时插队山西,后来调进同一个厂后渐渐熟悉起来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爷爷退休了,要求让爸爸,他插队多年的长子,回北京顶职。

爸爸回去的第二年夏天,写信让妈妈来北京,结婚。

在妈妈十多年的插队生涯里,她从来没觉得自己会有机会调回北京。但是在结婚之后,她却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。丈夫在北京,家在北京,她必须回去。

妈妈办户口,开始走的是政策性的道路,想借夫妻两地分居的原因,找爸爸的单位。但劳动科给予的答复是,夫妻分居需在15年以上,方可提出调动申请。

无法冀望单位,只好寻求相同处境的夫妻来进行对调。妈妈的一个同学在大同人事局工作,所以格外为他们留意有一方北京户口,另一方大同户口的夫妻。一旦发现这样的人选,妈妈就请上一两个礼拜的假,坐上一宿的火车来北京,跟爸爸一同登门拜访。

最早找的是一户随军军属,丈夫是军人,在山西工作,妻子独个住在北京通县。妈妈依稀记得那是个大热天,因为坐错了车,俩人在郊区问了好些人,绕了半天。天气又热,尘土又大,到人家家里的时候,妈妈已经喉咙都沙哑了。

在妈妈的印象里,对方很朴实,也很客气,两个女人还推心置腹地交流了些孤身一人生活不易的琐事,关系似乎已经很亲密。临出门的时候,妈妈又说了一次,希望能跟他们对调户口,对方表示再考虑考虑。

然而对方的“考虑考虑”一直没有结果,父母又几次三番地颠簸大半个北京城,提了满手的糕点水果之类的礼物上门。只是这样去得越多,对方却越心不在焉了。去了五六次,终于在一次送他们出门的时候,对方说,不想办对调了。

像这样徒劳的努力大概进行了五六次,那三四年里,差不多搭进了爸爸妈妈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。1984年初,当一名家住鼓楼、与一位大同姑娘结婚的残疾人最后还是迟疑地回绝了他们,并暗示说,他的北京户口能使他享受更多的生活福利的时候,妈妈客气地赞同了他的观点,祝愿他生活幸福,随即告辞。

在设法对调的那几年里,妈妈始终没有明白,为什么每次和对调对象一开始的接触总是很顺利,每次都让她觉得希望就在眼前;然而接触越多,对方的态度就变得越冷。直到她落了户口,参加了工作,经过了一番办公室历练之后,她才领会,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送钱。

客居北京

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当然可以在北京生活,只是要面对很多的困难。妈妈在1984年的夏天就回了北京,是回来待产的。她本想等户口落实之后再要孩子,而到了1984年,她觉得自己再等不起了。

在铁路局工作的同学送她上了火车,借职务之便,给她霸了一排三人座,叮嘱她脸朝里躺着,“没人会让一个孕妇起来让座的。”这是妈妈插队以来头一次坐的卧铺。

北京所谓的家是郊区的一处农民房,从妈妈结婚以后就长租着,月租三元。在那段日子里,妈妈的活动范围便只是围绕着小屋,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,借助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来打发时间。她那一时间的日记,老是循环着“偌大的北京,为什么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我”这一类的问题。

没有户口对妈妈来说,并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压力。尽管她有工作,有收入,但她仍然没有办法以自己的工资在北京生活,因为她没有票据。那时候她房子里的一切铺盖,都用的是大姨家的布票,而她在北京的一切吃食,也都是大姨给她垫的粮票油票。父亲户口下的各类票据,都在爷爷家里。

80年代中期的北京,粮票往往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交易东西。在准备婴儿用品的时候,妈妈要买一个塑料澡盆。那时候的塑料产品特别贵,一个澡盆卖十块钱,相当于爸爸整个月的奖金;而同时,却可以用相当于一半价值的北京市粮票来交换。

而妈妈只有一叠在北京与废纸无异的山西粮票。妈妈是狠了心把那个澡盆买下来的,她不能再向大姨开口。也出于这个顾虑,当爸妈决定办不了户口也要孩子的时候,妈妈坚持孩子出生以后,得用爷爷奶奶的粮票,不能再给大姨家添麻烦。而她自己,她也想好了,可以吃胡萝卜。不用凭票供应,价格便宜,并且能吃饱。

一地鸡毛

快过年的时候,爷爷奶奶终于从广东老家度假兼探亲归来,为方便照顾,我们全家都搬回了爷爷家。50平米的小二居,住着户口本上那么些号人,没记录在案的还有大姑姑的两个孩子,现在又加进了妈妈和我,正在读大学的四叔只能天天住校,周末回家吃顿饭。

这是妈妈头一次过几代同堂的生活,好在她刚生完孩子,平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待在房间里不出来。小屋本来是爸爸和二叔住的,我和妈妈搬来以后,二叔只能每天晚上在门厅里搭张行军床,一早就得收走,不然妨碍人走路。妈妈每天听见他搭床拆床的声音,总觉得非常内疚。

也许就是因为那张每天都得折腾的行军床,妈妈一直不能说服自己相信,这个家就是她的家。婆婆做的饭菜不合口味,她也必须礼貌地全部吃掉以示感谢,尽管她在插队的地方吃惯了面食,对婆婆往往夹生的米饭总觉得胃里硌得难受。两个小外甥每天都在她午睡的时候打闹,她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闭着眼躺着,暗中希望那部香港电视早点结束。

半年的产假就快看到头了,算上之前向单位请的两个多月假,妈妈已经在北京待了大半年,然而她都不知道这日子是如何过下来的。最早的时候,妈妈的理想是考上女一中,进而考取名牌大学;在插队以后,她转变为一名愿意扎根农村、支援边区的有志青年;当她打算与爸爸结婚的时候,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户口调回北京。但此时,这条线断了,她的未来散落一地。

户口“从天而降”

即便是不愿去想,也必须要面对,产假还剩一个月的时候,妈妈终于下定决心,到时候也带我一起回山西,等断奶之后,再送回来让奶奶领。甚至她还考虑好了,能在北京入学的话,就继续留在北京,她已经做好了常年见不到孩子的准备。

商调函是在妈妈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从天而降的。

这份异常珍贵的函件是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顺便带过来的。一般来说,单位与单位间的手续不能由个人经手。但是劳动科科长是爷爷的熟人,深知我家情况,见爸爸经过,顺便就给他了,只说了一句:“赶紧帮你媳妇办了。”

我爸爸谨遵嘱咐,熬到下班,赶紧推车走人。因为没有任何即时通讯工具,这个好消息经了一天,爸爸在传达时,似乎已经有些失去了刚听到时的激动,他只是说了一句:“户口下来了。”然后把那只一直藏在胸前口袋的牛皮纸信封交给妈妈。

如果妈妈对于办户口的热情再多持续一点时间,那么她也许就会对此有一定的心理准备:1985年初,经过诸多知青的努力,关于解决知青夫妻两地分居的政策出台。

这个突发事件使她经历了从狂喜到不知所措的情绪变化。在她变化的情绪中,只有一个想法异常清晰:现在,回去办手续。

于是就在那一天,晚饭后,爸爸直接载着妈妈去了火车站。妈妈穿了一件奶奶的褐赭色的开襟毛衣。她的钱差不多都花在了办户口上,结婚以后就没有添过新衣服,奶奶怕她没有合适的衣服穿,夜里坐火车冷,便拿了一件自己的给她。出门前她照了照镜子,也许是因为衣服的关系,她竟觉得自己已经像一个老太太。由于不大出门,脸色有点病人似的苍白,长到不尴不尬的头发随意地搭在肩上,她忽然闪过一个奇怪的想法:等户口办回来了,也应该去烫个头发。

北京去大同的夜车,就一班321次。1968年,这趟车把妈妈送去农村插队,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恪尽职守,不断在两地间接送她。十几年来,她对坐火车,对坐这趟火车,已经熟悉到淡漠了,只是这一次,她前所未有地带着一种激动欣喜的心情:她眼睛发亮地坐了一夜,调函在她的裤兜里,有着轻微的触感,提醒她这是真实的。

有了这份调函,办户口的过程快得惊人。如果不算花在路上的时间,整个流程估计只需要几分钟,只需要原单位和大同劳动局的各盖一个章就可以。

她空着双手带了一封调函来的,然后空着双手带了一封调函走。

接下来的事情都是爸爸负责的,接收单位盖章,北京市劳动局盖章,然后才是派出所给办户口。四年以前他已经走过相同的流程,轻车熟路。不过和他那次按部就班不同的是,签发材料的警察看了几眼资料,顺口问了句:“你们夫妻俩都这么大年纪了,还没孩子?”

这额外的一句话,使我的名字也当场入了户口簿。在这本小本子上,我们终于全家团聚。

在户口迁回的两三个礼拜后,我妈妈产假休满,开始新的工作。

在此之前,她纵容了自己,以那时候的流行标准,忍受了两个小时的刺鼻的药水,烫出了一头卷发。那个理发师,是她接触到的第一个个体户,拒绝收任何一类票,直接要了她两块钱,是她当时工资的1/20。

两块钱的烫发让妈妈知道,这个时代也许马上会取消理发票这一类的东西,虽然这林林总总的票据,是她千辛万苦要把户口迁回北京的原因之一。

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33)| 评论(0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在LOFTER的更多文章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